策划人手记 

　　21世纪以来第20个指导“三农”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日前发布。文件指出，必须坚持不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举全党全社会之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乡村振兴战略为新时代“三农”工作明确了思路，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具有全局性和历史性意义。乡村振兴离不开金融的深度参与，农业现代化、农民增收致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人居环境改善等乡村发展的各个方面都离不开金融的有力支持。本期《理论周刊》将从学术和实践两个角度出发，深度探讨金融支持乡村振兴的路径。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而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关键，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任务。恰逢数字金融蓬勃发展，在国家政策主导与支持下，数字金融从概念到实践，实现了飞跃发展。相对于传统金融，数字金融具有包容性与普惠性特征，能覆盖传统金融的弱势群体，精准为客户提供个性化、定制化与智能化的金融服务。如何借数字金融助力乡村振兴，值得进一步思考。

　　数字普惠金融的效应与优势

　　（一）积极效应。现有学术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助力乡村振兴会引发三种积极效应，即创业激励效应、收入增长效应和消费刺激效应。三种效应相辅相成，共同构成数字金融赋能乡村振兴的“三位一体”新格局。

　　第一，创业激励效应。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减少信息不对称极大地降低了融资成本，激发了农户创业动力。由于传统金融对“三农”贷款的信贷约束，比如涉农贷款缺少规范担保，难以通过银行审核，不仅获批贷款难，以较低利率获取创业资金更是难上加难，从而打消了农民创业积极性，而数字普惠金融则可通过精准画像，全流程信贷数字监控，不仅减轻了银行的信用风险，降低了农户融资门槛，而且也激活了农户创业想法。

　　第二，收入增长效应。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先进的算法、灵活的产品设计、创新的商业逻辑等技术手段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乡村经济因金融歧视形成的“马太效应”，增加了收入。基于上述创业激励效应，数字金融通过解决信贷约束问题，帮助农民创业增收，拓宽了收入渠道，使乡村居民家庭的收入显著提升。在这种正向反馈机制作用下，乡村产业和农民创业项目吸引金融资源进一步增加，农民获得金融要素的概率提高，促进乡村居民收入稳步增长。

　　第三，消费刺激效应。随着乡村居民收入水平的稳步提升，带动农村消费规模“水涨船高”。数字普惠金融成为推动乡村居民消费升级的重要力量。通过为其提供与城市居民类似的购物体验，更多的消费便利，最大限度地降低“皮鞋成本”，进而有效释放乡村地区的消费需求。随着数字普惠金融在支付、信贷、保险、投资理财等业务的融合，通过提供延期支付、小额贷款等线上服务，促进乡村地区对家用电器、家具、汽车等耐用消费品的需求，解决农民长期存在的资金流动性问题。

　　（二）厚植优势。第一，突破时空瓶颈。数字金融作为传统金融的技术升级，凭借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数字化技术，有效突破了传统金融的时空瓶颈。从空间层面看，城镇与乡村的地理位置是金融机构设立物理网点、近距离服务“三农”的屏障。根据2022年银保监会发布的最新数据，四大行中，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在城镇的网点数均占总网点数的70%强，而在乡村的网点数则占30%以下，即便是为“三农”提供服务的农业银行在城镇的网点数也占到了52%，而乡村的则占48%，这也导致商业银行对乡村融资的失衡。而随着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等数字金融的兴起，即便在乡村也可以通过网络办理线上支付，结算及资金融通业务，不仅打破了空间限制，而且还缩减了金融机构网点总数，节省了经营成本。从时间层面看，一方面，数字普惠金融可为客户提供24小时全方位服务，打破银行早九晚五的工作时间限制；另一方面，诸如农户、小微企业等传统金融的服务对象，由于资金需求短、小、急、频的特点，办理业务流程耗时长，但数字普惠金融利用手机银行、网上银行等便利性，一键搞定一天甚至一个月的流程，破解了时间难题。

　　第二，惠及长尾人群。随着经济增速持续放缓，国内外不确定因素的增加，充分挖掘内需是我国经济增长的潜力与韧性所在。而刺激内需的关键是激活网络时代“沉默的大多数”，即长尾人群，比如生活在小城镇的广大“小镇青年”和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群。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年底，我国小镇青年数量高达2.27亿人，是一、二线城市青年的3倍以上；而65岁及以上人口约两亿多，其中农村老年人口占全国老龄人口超过70%。这些在传统金融中因技术等各种原因不能完全兼容的长尾人群，可以被数字普惠金融精准画像，通过降低服务门槛，满足其嵌入教育、医疗、文化、旅游、养老等多方面的消费金融与融资服务，不仅可以提内需和稳增长，而且惠及民生，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当前，金融机构充分利用微信公众号、手机应用程序（App）网页等多渠道线上宣传方式，同时结合线下营业网点以及下乡村走访到户等方式，向“长尾人群”普及数字金融的特点、优势、安全性等知识，赢得这一群体对数字金融服务的信任，引导其提高对数字金融的认可度和利用率。

　　第三，缩减交易成本。传统金融与客户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引发了较高的交易成本。数字金融通过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极大地缓解了信息不对称。银行等金融机构可通过数字技术掌握更为全面的信息，有效判断客户的信用等级、信用水平，实行数据驱动的智能化审批，从而提高数据的准确性，精准地筛选与定位目标客户，提高银行对风险的识别能力，而且金融监管部门也可通过数据智能监管提高效率。相对于审批流程，由人工经验驱动向数据驱动转型，从而降低风险与交易成本。

　　乡村振兴的问题与挑战

　　（一）深耕问题。第一，乡村地区数字基建相对滞后。乡村地区数字基建是数字普惠金融助力乡村振兴的前提。从政策层面看，党中央和国家高度重视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继《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等系列政策文件出台后，2022年1月，国家有关部委联合制定了《数字乡村发展行动计划（2022-2025）》，其中，数字基础设施升级行动更是8个“行动计划”中的重点，对“十四五”期间数字乡村发展有重要的指引作用。但由于政策传导具有时滞，所以目前看，乡村地区数字基建依旧相对滞后，城乡“数字鸿沟”相对较大，阻碍了数字普惠金融赋能乡村振兴的效率。

　　第二，乡村居民的金融素养相对偏低。乡村居民金融素养是数字普惠金融助力乡村振兴的保障。金融素养是消费者具有了解金融产品和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并做出合理金融决策的素质。现阶段，我国乡村居民金融素养相对偏低，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其一，乡村居民金融知识匮乏升级，大多数乡村居民思维固化，对数字金融、金融科技等新事物了解与认知较少，更为重要的是，乡村居民在没有完全消化理解传统金融知识的前提下，还要面对数字金融这种新生实物，导致其有些目不暇接。这也需要解决传统金融与数字金融知识的衔接与融合问题。其二，乡村居民金融行为偏低，多数乡村居民的金融投资行为仍以信用合作社存款为主，对多元化理财产品和保险产品等有抵触心理。其三，金融安全意识不强，乡村居民对金融账户安全保护重视程度不够，部分农民受不法分子承诺的高额收益诱惑而陷入高利贷骗局之中。

　　第三，金融机构固化的选择偏好短期内很难转变。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支持是数字普惠金融助力乡村振兴的关键。但金融机构在从事数字普惠金融业务时仍具有传统选择偏好的路径依赖，即偏好选择经济实力相对雄厚，还款能力较强的“长尾人群”，使得处于贫困、偏远地区的乡村居民仍被银行等金融机构排斥在选择偏好之外。另外，乡村征信体系的不完善、融资缺乏合格的抵押品、农业生产的自然环境风险、农民收入低且不稳定以及乡村居民还款意识相对薄弱等一系列在传统金融体系下仍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使得金融机构在实行数字普惠金融业务时更加谨慎，无形中增加了数字普惠金融面向乡村居民的压力。

　　（二）直面挑战。第一，数据技术的挑战。新一代数字技术创新空前活跃，不断催生新产品、新模式，在各个领域充当变革的催化剂。数字金融以数字信息技术为依托，发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移动通信和计算机技术的深度赋能作用。当前，乡村移动数字技术水平面临挑战，因移动互联网普及率仍然较低、辐射范围存在较大拓展空间，缺乏基础条件的支撑，乡村居民及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数字经济思维没有全面打开，缺乏对金融产品与服务的应用场景感知以及应用便捷性、高效性和获得性体验，使数字技术应用的程度受到限制，金融机构基础设施条件难以支撑数字金融有效覆盖，发展红利无法有效惠及乡村全域。

　　第二，金融监管体系的挑战。数字金融助力乡村振兴面临监管不足的挑战。我国对数字金融的监管刚刚起步，针对乡村地区的隐私保护和监管体制仍不完善。乡村地区金融与电信诈骗问题层出不穷，非法网络贷款和互联网非法集资问题凸显，缺乏互联网和金融知识的农民容易上当受骗，严重削弱了他们对数字金融服务的信任度。数字金融产生大量的经济数据以及用户通过互联网进行的经济活动都被记录下来，包括很多敏感信息和隐私。如何有效避免这些信息泄露、保障乡村用户的信息安全面临巨大挑战。

　　第三，金融生态环境的挑战。从广义上讲，金融生态环境就是开展金融活动的宏观环境，包括与金融业生存发展具有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关系的一切经济、社会、文化、科技等环境。从经济生态环境讲，虽然国家推行了多项促进乡村振兴发展政策，如工业反哺、城市反哺等，但城乡间生产要素的流动方向仍然存在单向的特点，即人力、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还是从乡村流向城市；从信息技术生态环境讲，尽管我国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收录的信息已经是全球规模最大、覆盖面最广，但乡村地区仍然存在显著的信息孤岛现象。而且，由于各地乡村的信息化进程和数字化基础设施良莠不齐，农业信用信息数据库的建设标准不同，地域间的数据融合面临挑战，这些都说明乡村的整体金融生态环境面临挑战。

　　数字普惠金融问题的逐本溯源

　　（一）乡村地区数字基建回报相对缓慢。城乡二元体系中，城市具有先天的区位优势，在投入大量数字基础建设时，获得回报相对较快。但是，乡村因为地理位置偏远，各方面设施相对落后，虽然很多乡村地区都已经覆盖了宽带，乡村居民也都使用智能手机，但其在使用互联网时更偏向于通信和网络娱乐等基础性应用，而将其运用于金融等专业领域方面则比较欠缺。因此，即便投入大量资金建设乡村数字基础设施，投入回报期限长，无法立竿见影，从而导致相关部门在乡村建设数字化设施的积极性不高，乡村数字基础建设相对缓慢。

　　（二）乡村居民受教育程度偏低。相对于传统金融而言，数字金融对消费者金融素养的要求更高，而且提供金融服务的深度与金融需求存在正相关关系。乡村居民的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消费者金融素养调查分析报告（2021）》，金融素养与学历呈正相关关系，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的消费者金融素养平均得分高达70.29，而小学及以下学历消费者的平均分只有60.67。乡村居民金融素养低，进一步制约了数字金融在乡村地区的发展。

　　（三）乡村地区实施数字普惠金融的信用风险仍然存在。数字金融能在一定程度上防范与减缓原有信用风险的程度，但无法完全消除。一方面，乡村居民大多从事农业经营活动，相较于其他行业，更容易受到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的影响，这些传统金融面临的风险仍然成为金融机构开展数字普惠金融业务的重点考量因素，致使其发展数字金融的信心和动力不足；另一方面，由于信用体系不健全、乡村居民对信贷逾期和违约的风险防范意识不强、监管机构对乡村地区失信人群的打击力度不够，加之农业自身的行业弱质性等诸多影响传统金融业务的因素，虽然在实施数字金融时，有信息技术加持，但也难抵信用风险相对较高的压力。

　　对策与建议

　　（一）完善乡村数字金融的基础建设。作为数字金融发展的前提，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应在政府引导下稳步推进。如开展“宽带乡村”建设，为数字金融发展提供良好环境，鼓励数字化基础的硬件建设，在落后和偏远地区加大互联网建设的财政扶持力度，提高互联网尤其是5G通信网络的覆盖率，鼓励运营商降低向乡村居民等弱势群体的上网费用并对其进行财政补贴，支持乡村企业运用数字化技术，实现数字乡村转型升级。银行等金融机构应持续巩固完善乡村地区基础金融服务供给，推动物理网点、服务机具和数字渠道等有机协同发展，注重弥合“数字鸿沟”。

　　（二）切实提高乡村居民的金融素养。乡村教育普及与提升是培养乡村居民金融素养的根本。政府及相关部门应着重改善乡村地区的教学质量，加快乡村教育事业的改革与发展，提高通识教育的基础上，潜移默化地嵌入金融知识，培育金融素养。一方面，通过细分乡村居民的教育水平和金融需求等因素，提供更有针对性的金融教育，特别是要对传统金融与数字金融的知识衔接与融合上下功夫；另一方面，金融素养从娃娃抓起，让金融知识走进乡村中小学课堂，推动金融知识普及，全方位多角度地宣传金融法规，培养中小学生金融意识，由中小学生将金融咨询当成作业传递给家人，并长期保持。同时，鼓励金融监管部门和银行等金融机构下到乡村地区普及金融知识，指导农民操作智能手机等设备，加强乡村居民对数字金融的感性认识。

　　（三）推动涉农信息数据库建设，完善乡村数字普惠金融生态环境。为减轻乡村数字金融风险，须加强信用信息共享的顶层设计，统一乡村信用数据采集与评价标准，加强金融部门与税务、市场监管等部门的合作，利用区块链技术建立涉农信息数据库，构建乡村普惠金融服务体系；积极引导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担保公司等机构接入数据库，完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信用体系。督促各类金融机构优化涉农信贷服务模式、创新金融服务运作方式，引导金融机构建立相关信贷考评指标；鼓励金融机构围绕重点乡村开展数字金融服务试点，利用农业经营主体的信用信息开展信贷产品和服务、风险防范等创新，如无感授信、数字农证贷等；优化数字金融风险补偿机制，扩大乡村征信系统的覆盖范围，建立失信惩戒机制，为农民提供更好的信用支撑，最终有效提升整体乡村金融生态环境。

　　（四）提升金融监管力度，建立数字化风险管理体系。这是发展乡村数字普惠金融的重要保障。乡村地区由于对数字普惠金融的认知不够，更易成为非法集资等互联网金融诈骗的重灾区，影响乡村居民对数字金融发展的信心。为此，一方面，金融监管部门要提高监管的预警能力和准确性，建立金融诈骗防御系统；另一方面，与工信部、发改委、公检法等部门建立智慧协同机制，完善惩戒机制，加大对金融诈骗的惩罚力度。

（非原创）